關注甘德懷北大考博落榜風波
關注焦點
甘德懷是河海大學法律系講師。今年3月，他參加了北京大學法學院法理學專業法社會學方向博士入學考試，筆試成績第一。一個月后，甘因復試不及格而落榜。導師朱蘇力錄取了復試成績靠前而初試成績列第二、第三名的兩位學生。
甘德懷認為考試“不公平”，在與北大校方交涉兩個多月后。7月9日，他把一篇洋洋6千字的《我的北大考博經歷》文章發到以學術打假著稱的“新語絲”網站上，引起轟動。
時至今日，參與討論“阿甘事件”的文章超過百篇，既有各大高校的學生、博導，也有關注國內高等教育的海外學人。討論已經由“個案”的是非曲直上升到對中國博士招生制度的改革以及優秀人才遴選標準的問題上。
甘德懷簡歷
甘德懷，男，1974年出生，1996年畢業于南京建筑工程學院，1999年畢業于南京師范大學法律系法理學專業，獲法學碩士學位。此后兩年，他在江蘇省淮陰市中級人民法院當書記員，后調入河海大學任教。
復試三考生初試成績單
甘德懷：英語52、法理學84、法社會學63，總分199，排名第一。
艾某某：英語46、法理83、法社會學60，總分189，排名第二。
何某某：英語57、法理學57、西方法律思想史72，總分186，排名第三。
甘德懷提出五個疑問
一、復試名單為何既不在網上公布又不主動電話通知？
二、兩名根本沒有達到標準的考生為何有資格參加復試？
三、導師自己既問且記，是否符合程序公正？
四、復試組老師之一強世功遲到，是否有資格參加評議？
五、北大法律碩士被錄取，是否“先天”具有“高貴”血統？
事情經過
甘德懷初試成績第一，復試不及格而落榜
今年3月13日、14日，河海大學法律系講師甘德懷參加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生招生初試。他報考的導師是北大法學院院長、49歲的著名法學家朱蘇力。
4月6日，初試成績公布。甘德懷在法理學考生中總分第一。甘德懷稱，根據北大研究生院提出的復試分數線：英語50，業務課60，他是法社會學方向惟一具有復試資格者。
復試于4月19日舉行。
與甘德懷一起參加復試的還有初試成績分列第二、第三位的艾某某和何某某。前者為北大應屆畢業的法律碩士，后者1996年獲北大法學碩士學位，已畢業工作多年。
復試評議組由三位老師組成，除朱蘇力外，還有北大立法學研究中心主任、博導周旺生，北大法學博士、副教授強世功。面試共進行了約1小時40分。其間，強世功遲到20分鐘，甘德懷稱，強“根本沒有聽見我回答的內容”。考生的復試情況由朱蘇力作了簡要記錄。
經過評議，甘德懷復試成績不及格。朱蘇力錄取了復試成績及格的艾某某和何某某。此后兩個月，甘德懷一直在和北大法學院、北大研究生院、北大紀委以及朱蘇力本人交涉。按照北大內部規定，復試成績不及格者，一律不予錄取。
7月9日，甘德懷在方舟子的“新語絲”網站發表《我的北大考博經歷》一文，引發“地震”。7月12日，朱蘇力以個人名義發表《關于甘德懷同學面試情況的說明》，但爭議不但沒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北大研招辦一位負責人私下表示，據他們調查，“阿甘事件”中并無腐敗與暗箱操作問題。他說，在適當的時機，不排除北大校方做出正式回應的可能。
爭論1
關于復試通知
甘德懷：復試名單為何不通知法學院研招辦：沒有故意延遲通知甘德懷在《我的北大考博經歷》以及7月15日發表的《一些不該遺漏的事實──對朱蘇力老師聲明的必要補充》中，對于博士復試考試的程序問題，提出五個疑問，第一個是：復試名單為何既不在網上公布又不主動電話通知？甘說，如果不是他4月15日主動打電話到法學院研究生辦公室去問，他很可能錯過復試。
對于甘德懷的這個疑問，北大法學院博士招生辦公室的臧老師稱，初試結果剛公布時，教務人員就通知了甘德懷參加復試。至于復試時間，當時還沒有確定。
臧老師說，即使甘不來電話，也會通知到他。她回憶，通知艾、何兩人參加復試的時間比甘更晚。
臧說，不存在教務人員故意延遲通知、甚至不予通知的情況，這種情況以前也從未發生過。
但她也承認，法學院確實沒有明文規定教務人員必須提前幾天通知復試考生。
通常的做法是會給外地考生留出路程時間。
至于復試名單為何沒上網，研招辦表示，往年都上，今年因為忙，疏忽了，并非存在貓膩故意不公布。
爭論2
關于復試資格
甘德懷：艾、何根本沒有達到復試標準法學院研招辦：只有“建議”分數線甘德懷的第二個疑問是：進入復試的艾某某和何某某，各有一門成績低于北大研究生院給出的初試分數線。“兩名根本沒有達到標準的考生為何有資格復試？”
這是甘提出的程序質疑中最核心的問題。
朱蘇力在《說明》中解釋道：“北大法學院各專業的博士生考試考題不同，競爭難度不同，評分標準有差異，因此各專業參加面試者的最低分數也不相同。在某些專業，許多考生的筆試成績都相當高，但只能有成績前幾名的學生才能參加面試。法理學專業考生今年的筆試成績普遍較低，依據研究生院規定，對面試者的最低成績作了調整；因此，并不存在參加面試的同學成績不合格的問題。”
研招辦稱，《北大2003年博士研究生入學考試錄取分數線及相關通知》中規定：擬錄取考生一般應達到基本分數線……如果沒有達到基本分數線而要求參加復試就有“特批”問題。但是，今年北大對博士錄取進行了改革，把招生自主權更多地下放到了各個院系和導師。今年北大的博士招生中并無“硬性”
分數線一說，研究生院提出的僅僅是“建議”分數線。
記者從北京幾所重點大學了解到，博士錄取中，不同專業在學院統一的分數線的基礎上進行調整的現象并不罕見。
甘德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在聽到北大研招辦關于建議分數線的解釋后，他覺得這種調整不是不可以，但是應該公示，廣而告之，向考生說明。
甘說，大部分考生都以當年的招生簡章為主要依據，而北大的招生簡章只是籠統地提到“根據素質審核與初試結果，擇優確定復試候選人”，沒有涉及復試比重、建議分數線、差額還是等額復試等諸多問題。
爭論3
關于復試記錄
甘德懷：導師怎能自己既問且記朱蘇力：每年都是自己記錄甘德懷的第三個疑問是：復試組沒有秘書記錄復試過程，朱蘇力與周旺生自己既問且記，是否符合程序公正？
7月22日，甘德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復試記錄就如法院判案一樣，法官不能一邊審案，一邊記錄，不然還設書記員干嗎？”他認為博導自己記錄會影響復試的效果。
朱蘇力解釋，他每年招博士生，幾乎都是自己記錄復試情況。他說，北大法學院沒有專職秘書。
“如果找自己的博士生來記，讓學生無償干活，我認為是剝削學生的勞動。”朱蘇力說，他寧愿親歷親為。
據調查，北大校方對復試記錄人問題并無明確規定，各個院系的做法不盡相同，有些博導會親自記錄，也有人找第三人記。
由于教育部對此問題也沒有統一標準，各大高校的做法就有差異。
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晨光說，他們的招博復試一般由老師親自記錄。中國政法大學的博士復試現場則設有專門的記錄員，一般由博士生擔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博導時殷弘說，他們在復試中不但會請第三人記錄，而且會請人來現場旁聽，以監督復試的公證性。
具體到“阿甘”個案，中國政法大學一位行政法專家說，復試是否由朱蘇力記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朱是不是一向都這樣做。如果是，就不存在針對甘德懷故意制造不公平的問題。這些程序性的細節，應該由學校制定統一標準。
爭論4
關于評委遲到
甘德懷：強世功遲到有無資格參加評議朱蘇力：強世功遲到不影響復試結果甘德懷的第四個疑問是：復試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復試組老師之一強世功來了。但朱、周二人沒有介紹他的身份，而且強老師沒有聽到他的回答，是否有資格參加評議？
朱蘇力在7月12日發表的《關于甘德懷同學面試情況的說明》中稱：“強世功因為臨時有事，遲來了約20分鐘（整個面試持續了約1小時40分），對甘德懷同學提出的這一異議我們誠懇接受。”北大研招辦也承認這是一個錯誤。
但是強世功的遲到是否對復試結果造成決定性影響？朱蘇力認為：“由于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這并不影響面試成績的確定。”朱蘇力和周旺生均認為甘德懷復試不及格。
而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博士復試中，成績的評定依據復試小組的集體意見。博導施祖麟說，導師的意見僅做參考，考生的最后成績為所有教授打分的平均數。當然，如果個別復試老師來得太晚，可以退出評議。
爭論5
關于偏袒熟人
甘德懷：北大法學院碩士有“高貴”血統？
朱蘇力：沒有歧視外校考生甘德懷的第五個疑問是：北大法律碩士艾某某被錄取，是不是北大法學院的碩士“先天”具有“高貴”的血統？
對于甘德懷所暗示的“偏袒北大考生”問題，朱蘇力予以否認。他在《說明》中解釋說，艾某某為應屆畢業的法律碩士（讀本科不在北大），他對艾“僅僅認識，但不熟悉。”甘、何兩位考生是面試時才見面，不存在歧視外校考生或偏袒熟人的問題。
有學術打假專家之稱的方舟子在7月18日發表的《北大法學院的誠信危機》中質疑朱的說法。他說，艾某某為朱蘇力指導的應屆法律碩士畢業生，不可能僅僅認識，朱蘇力是在“遮遮掩掩”。
北大法學院2001級法學理論博士侯猛在第二天反駁方舟子。他說，國內法律碩士和法學碩士學制有區別，法學碩士是在入學一開始就確定導師，而法律碩士只是最后在寫畢業論文時才會找指導老師。因此，朱蘇力說與艾不熟悉，并沒有撒謊。
法學院院長稱自己問心無愧
對話動機
今年4月，河海大學法律系講師甘德懷在報考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朱蘇力教授的博士生時，初試成績排名第一，但在面試復試中，他被刷了下來，筆試成績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兩人被錄取。甘由此質疑此次博士招生的公正性，向北京大學紀檢部門提出申訴，并將題為《我的北大考博經歷》的文章貼到網站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甘德懷考博風波，引起社會對博士生招考制度的疑問。筆試第一面試該不該通過？導師是否有資格判不予錄取？導師招博士的權力該擴大還是該縮小？7月23日，通過努力，一向不愿在媒體上露面的朱蘇力教授，在武漢出差之際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人物簡介
朱蘇力，現為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法學學士，美國麥克喬治法學院商法稅法碩士，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法律交叉學科研究博士，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曾出版《法治及其本土資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閱讀秩序》、《送法下鄉》等著作及幾十篇學術論文和書評。（照片由本人提供）
不歡迎甘德懷再考我的博士
這件事對北大法學院造成了傷害，這是我最心痛的。
《新京報》：甘德懷考博事件引發了一場對考博制度是否公平的大討論，如果甘德懷明年再考你的博士，你歡迎嗎？
朱蘇力（以下簡稱朱）：我不歡迎。
《新京報》：我以為你會說歡迎。
朱：如果要說假話，我會說我歡迎，不然太得罪人了。但我也是普通人，說心里話，我覺得他不大能正確面對面試的失敗。我上大學的時候，有一門課考了全班倒數第一名，我沒有認為這就是失敗或老師不公。一個人，如果不相信別人，他很難做到成功。
《新京報》：處在事件中，你這些天又是一種什么心情？
朱：剛開始當然有些憤怒，但是我也理解這位學生的心情和網民的一些評論。
我一直堅守專業知識分子的道路，我從來不見記者，不上電視，我希望的就是通過自己的教學和寫作，推動中國的法制事業發展。但這件事情，實際上把我變成了熱點人物，而且這個熱點人物不是我希望作的。不管這件事最后結果如何，都會給人留下疑點，因為無風不起浪嘛。
而且可能對北大，對北大法學院造成了傷害，這是我最心痛的，因為提升北大和北大法學院的學術是我一生的追求和夢想。
《新京報》：你剛才說，你也能理解事情的發生，為什么？
朱：中國的研究生選拔制度并沒有很久，因此很多學生包括社會，并不能理解大學招生制度和研究人才的選拔制度之間有什么區別。
很多人都自然而然地會認為我筆試考分高了，就證明自己很有研究能力，就應該被錄取，事實上不是如此。
另一方面，中國社會現在處于一個轉型時期，社會上有不少腐敗現象，人們容易對社會產生懷疑。在這個時候，出現這次博士招生風波幾乎是難免的。
希望選有學術想像力的學生
如果大學教育是公民教育，考博制度必須轉向選拔優秀人才。
《新京報》：你覺得研究人才的選拔制度和大學招生的選拔制度，不同在哪里？
朱：如果大學教育還是一種公民教育的話，只要你筆試合格，就可以繼續學習。但是，考博的制度必須轉，必須轉向選拔優秀的人才。
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當然首先筆試成績基本能達到要求。
《新京報》：你最希望招收到的是什么樣的學生呢？
朱：第一要關心中國實際，一定要研究中國問題。
第二要有比較開闊的學術視野，比較扎實的學術功底和研究能力。不一定要是法學出身，經濟學的也可以，社會學的也可以，工科也可以，但是一定要有基本的功底和能力，不能等到博士階段再來補基本功。最后，還要有點學術上的雄心大志，因為這是北大，這也是責任啊。
《新京報》：你覺得通過面試就能判斷出這些嗎？
朱：至少在美國，博士錄取沒有筆試，導師決定。一個有責任心的教師，會希望盡可能多地挑選出符合自己要求的學生，我希望挑選有學術想像力的學生。
《新京報》：每個人都有因為自信而犯錯誤的時候，你覺得自己有沒有可能存在一種偏見或者會有看錯人的現象發生呢？
朱：完全可能。可能我沒有要的學生，十年之后會是一個杰出的法學家。但作為一個導師，我必須在面試的有限時間內做出一個合乎情理的判斷。
《新京報》：你的意思是，至少在面試那天，沒有看出他有你所要求的潛質？
朱：至少當時他回答的問題真的不能讓人滿意。
作為學者，學術上一定要誠實
收了你認為研究能力不突出的學生，自己當了好人，但花費的是國家的錢。
《新京報》：據我所知，你有3個名額，3名復試的考生你都可以要。
朱：我可以全部錄取，那么是皆大歡喜，后來的所有質疑和指控都不會有了。
《新京報》：那你為什么寧愿空著一個名額？
朱：如果都要，是我對學術不尊重，也是對自己不誠實。收了你認為研究能力不突出的學生，自己當了好人，但花費的是國家的錢，老百姓的錢。作為一個學者，重要的是學術品格，學術上一定要誠實。
《新京報》：也許很優秀的學生，在面試的時候會因為緊張而表現不好呢？
朱：是有這種情況，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有人筆試也會發揮不好呀。制度能處理的只能是一般的情況。
《新京報》：如果有人天生就是表達能力不大好呢？
朱：本來我們考查的就是研究能力，并不是考他的表達能力。正是因為考慮到考生可能緊張，我們準備的題目都相對簡單，都是考生應當能回答一點的，剩下就是好不好的問題了。
比方說，你在法院工作，那法院都適用什么法律，為什么？你讀過什么書，對你有什么學術啟發？但這些看來簡單的問題，考查的是考生對生活的觀察力，應用專業知識的能力和學術理解能力。
《新京報》：以前有過類似的例子嗎？
朱：我自己好像沒有，其他教授遇到過類似的情況。主要是以前的面試成績所占比例不大，只有10％。
從這兩年開始，學校才加大了面試的比例，達到30％，而且面試不合格，就不能錄取。為什么加大了面試？就是曾經有學生背功好，或者是押題押準了，甚至不排除有作弊的。而且，筆試成績往往差距都不大，很難說高出幾分就更加優秀，這些都可以而且應當通過面試來彌補。
學者應有權選擇人才
如果連這樣的選擇都必須付出代價，將來誰還敢面試淘汰學生？
《新京報》：你在判這個不及格的時候，有沒有猶豫過？
朱：我當時考慮的就是，你面試能不能讓我滿意。你的表現不好，我就判你不及格。我只是針對這次答題進行評判，沒有考慮到后來能不能錄取的問題。
《新京報》：如果當時知道會有今天的后果……
朱：說老實話，如果真的考慮到今天，也有可能我們會手下留情。不過我覺得這種“死腦子”也可能是優點，如果評分時都考慮到個人的得失，或少一點麻煩，實際上也是某種形式的對學術的不敬。
《新京報》：那你后悔嗎？
朱：不后悔。過去就有過一些學生通過筆試招來了，結果有的連論文都是老師手把手教他寫。可這些研究生拿到了學歷，有的升了官，有的當了大學老師，甚至當了教授，我認為，這對中國社會發展不利。
《新京報》：即使事情對你不利？
朱：當時還沒想這么多。
不過現在，我已經做好了準備，一定要捍衛我心目中的學術事業。
什么是學術自由？就是要包括學者有權選擇人才組織自己的研究隊伍。如果連這樣的選擇都必須付出代價，將來誰還敢面試淘汰學生？所謂的面試也就沒有了意義，這將是中國學術教育體制的悲哀。
《新京報》：這個面試的過程和結果，是不是都是客觀的、公平的呢？
朱：我不能說這個面試盡善盡美。但是，我是非常認真對待它的，而且我可以說，這個結果是公平的。
《新京報》：你能夠說自己問心無愧嗎？
朱：問心無愧。我做出的這個決定是一個學術的判斷。
好學生是導師的最大“收益”
當他只招一兩名博士時，就會考慮培養出來的學生質量，從長遠來說，這才是對導師的監督。
《新京報》：很多人都會因為對方以前是自己的學生，或比較熟悉，就對他高看一眼。你呢？
朱：坦白說，如果一個人是我的學生，我可能會對他好一點，但是也可能會對他更不好一點。因為，人交往多了，理解更深，會產生有利于他的偏見，也會產生不利于他的偏見。以前也有考生想在考試之前來見見面，只要是先打電話來的，我都通過電話對他說，你不要來，見了不一定是好事，你不要以為你每次見我都能夠留下好的印象，你也可能留下不好的印象呢。這是我的一個規矩。
《新京報》：你是著名的法學家，又是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我相信托關系、遞條子走后門的事兒你肯定碰上了不少，碰上這樣的事情，你怎么處理呢？
朱：個人的，我是不通融的，學校這方面有嚴格制度。
但如果對國家、學校利益重大的事情，比方說港臺學生、外國學生、高校師資培養、西部地區人才培養等，我也會按照學校的規定“開恩”。但這實際上都得按正常的程序進行，完全不是我個人能夠決定的問題。
《新京報》：在你了解到的招博過程中，有沒有出現過腐敗的現象呢？
朱：就我所知，北大沒有，但聽說社會上有這樣的情況。過去一些年間，市場經濟對學術制度的沖擊是挺大的，在有些高校，違規的現象確實存在，還有些現象引起社會議論，比如說招領導干部或老板。但就我而言，十幾年來我沒有招收過一個在職生或者領導干部。
而且北大一直在逐步完善招生制度。比方說不招在職生，限制導師的招生名額。
如果一個導師每年招七八個博士，他可能就容易放松標準，但是當他只招一兩個博士的時候，他就要想一想了。什么是對老師的監督？
考生筆試成績是一條，更長遠的是，這個導師在學術上的成果如何，他培養出來的學生質量如何。如果他培養了很多好學生，他就是名牌了，這才是最大“收益”。
中國導師的權力還應當擴大
不能因為教授當中可能會出問題，就不給教授選擇學生的權力。
《新京報》：那你覺得現在中國的導師有沒有發言權？
朱：發言權還較小。目前北大，是70%的筆試，30％的面試。而且我們在進行面試的時候也會面臨著很多的壓力，比如，筆試第一名面試較差，我們要不要錄取？
《新京報》：現在的制度你覺得不太合理？
朱：不太合理。由于應試教育的傳統太重了，有些學生就是拼命突擊考試內容；有的有才華的，由于種種原因沒有很多時間準備考試內容，就可能落榜。不過在社會轉型期，為了建立社會的信任獲得社會的理解和支持，有時不能不作出妥協。
《新京報》：你的意思是，導師的權力還應該擴大？
朱：個人看法是應當。過去師父帶徒弟，就要挑自己看中的，自己看中了，他才有可能傾注心血教授。學術的判斷力從長遠來看必須交給教授。當然，教授當中也可能出問題，但是總體來說，你不能夠因為教授當中可能會出問題，就完全不給教授選擇學生的權力了。
要在競爭中產生真正的權威
著名高校應逐步開展由知名學者推薦和考試制度相結合的招考制度。
《新京報》：你理想中的博士招考制度應該是怎么樣的呢？
朱：理想的制度和可行的制度是兩回事，這就是我為什么基本認可中國目前的研究生選拔制度的根本理由。理想的制度首先要有比較理想的教師，有更好的學術傳統和學術評價機制，也要有一個能夠理解這些學術制度利弊的社會環境。這些情況現在還解決不了，所以，從目前來看，面試只占30％是可以接受的。
《新京報》：那你覺得適合中國國情的制度應該怎么逐漸改革？
朱：對北大、清華、人大、復旦這樣著名的高校，應該逐步開展由知名學者推薦和考試制度相結合的招考制度，給導師更大的自主權。
《新京報》：過于集中的權力容易滋生腐敗。
朱：所以筆試還得占一定比例，至于比例的大小，則可以逐步穩妥地推進。學生首先要通過一個考試，但也要有好的學者推薦。推薦學生的學者如果不誠實，他的聲譽也就壞了，在學術界就待不下去了。誰會懷疑楊振寧、李政道他們選中的學生呢？
《新京報》：現在這樣的權威還太少。
朱：因此，要逐步在學術競爭中產生真正的學術權威。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權威，我們的學術傳統就很難形成，學術制度就很難形成，學術也就很難有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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