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則“中國教育部在新版的《高中歷史教學大綱》中將不再視岳飛、文天祥等人為‘民族英雄’”的消息一經媒體披露，立刻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人們爭相以各種方式、途徑和角度表達著對這一事件的看法。這些看法可以歸結為：驚奇、震驚、憤怒和詫異。
岳飛和文天祥是民族英雄，這是自小便被課本和其傳紀灌輸在我們心靈中的歷史知識，岳飛的“精忠報國”和文天祥的“自古人生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傳世佳句曾一直激勵著我們為國效勞。其英雄壯舉和大無畏精神，使他們早已超越了那個時代而成為中華文明當中抗御強敵入侵的精神代表，現在不少人到達杭州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參拜“岳王廟”，在那里，人們說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偉大”，什么是令人“景仰”，廟里廟外，總有上千名普通老百姓拿著香燭在那里排隊參拜，無疑，這種行為是自發而發自內心的，像這種無聲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教育，不比任何的形式和喧囂更來得深刻感人？
其實，關于岳飛、文天祥該不該被稱為“民族英雄”，歷來都有爭論，記得在10年前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中就已經開始淡化他們的民族英雄形象而改稱“抗金名將”和“抗元名將”，這次，新版的《高中歷史教學大綱》的主編則把這種意識更加擴大化了和明顯化了。據那位余主編講，要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科學地分析對待我國歷史上的民族戰爭，并稱“國內民族之間的戰爭，是兄弟鬩墻，家里打架”，因而，不能給這些戰爭貼上“愛國主義”的標鑒。
基于這種觀點，給岳飛，文天祥等“民族英雄”摘冠，雖有一定道理，但總的來說，卻有缺乏對歷史總體理解的迷惑，何為“民族”？我們通常所說的民族有兩層含義：一是國族，二是族群，無疑，岳飛和文天祥應歸屬族群一類，因此，從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看，岳飛和文天祥參加的戰爭就是民族戰爭，我們說，真正的民族英雄一定是得到天下民心廣泛愛戴的，是不是民族英雄就要以民心是否擁護來論，如果這個觀點無法成立，那么屈原的愛國又從何談起？如此下去，豈不讓人陷入歷史的虛無主義？
我們知道，華夏文明作為四大文明之一能衍續5000年不斷，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因它能不斷融合其它外來文化，可以說，只要能融入中華文明，它就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只要是企圖用武力來征服中華文明的勢力，它就是中華民族的“大敵”，史書編纂者皆以漢族被威力征服而耿耿于懷，殊不知，文化上，精神上的征服才是最高形式上的征服 ，據說，在今年閉幕的世界杯足球賽上，帶領韓國隊打進四強的荷蘭人希丁克被韓國人給與了“民族英雄”的禮遇，而土耳其國腳也被他們的國家授予了“民族英雄”的名譽。在對待“民族英雄”這個稱號上，人家不管你國籍、種族和職業，只要能樹立起國家和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大長自己的志氣，就充分給與榮譽和信任，而我們有些人，為何還在對歷史人物的稱謂上分辨不清、揪住不放呢？
因學術研究而提出重新認定岳飛、文天祥等人的歷史作用，作為一家之言倒也無可厚非，但若作為一種民族精神和信仰支撐的解釋，今天這樣定，明天那樣寫，一會兒東，一會兒西，這無疑是對民族歷史的嘲弄，也是對后代的極不付責任。
中國人民經歷了太多太多的磨難和不幸，民族信仰的堅持、民族精神的傳承也嘗到過各種打擊和摧殘，可以說，中國人民在有關民族自尊、民族感情的是是非非問題上是非常敏感的，這一點，從“趙薇軍旗裝”，抗議日本修改教科書，電影《五月八月》的招貼畫等事件上可見一斑，因此，對于“民族英雄”的再次評價，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教學、學術研究問題，而應該視為有關我們民族利益和民族氣節的角度來全面衡量和取舍，這一點，我想，我們應從韓國人為兩少女被美軍裝甲車軋死而進行的多次示威抗議上來總結總結自己。
(稿源：紅網)
(作者：郭紹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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