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傳富原創)
北京市十一學校 100039
魯迅先生的小說，無論小說的取材，情節的安排，細節的處理，還是語言的運用，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都堪稱精典。尤其是作者對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在小說中的巧妙處理，展示出作者高超的小說創作水平，顯示出卓越的藝術魅力，因而其藝術價值長盛不衰，令讀者回味不已。
如《藥》中那只無聲的狗，夏瑜墳上的白花，高叫的烏鴉，《社戲》里鞭打紅衫小丑好看的折子戲等等，既很使讀者頗費思索，又增添了作品的藝術品味。《故鄉》里楊二嫂“在灰堆里掏出十多個碗碟來，議論之后，便定說是閏土埋著的，他可以在運灰的時候，一齊搬回家去。”這一細節也成了一樁無頭案。據筆者所知，還沒有人對此進行過有關的闡釋。
那么，究竟碗碟是誰？又是怎樣埋在灰里的？為什么作者無頭無尾地來專門提及這一事件？仿佛這是一個沒有謎底的謎。究竟這個謎當怎樣破呢？似乎有以下幾種詮釋：
其一，他人偶然丟在堆里
任何經歷過搬家的人都知道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縱然多么小心，當他轉移家當到一個新的環境時，他總會發現東西少了。要么是不必要的東西被丟棄了，要么是有的東西收拾得一時難以找見，或者就是根本找不著，迷失了。這三種情況都是確實存在的。當然還有破損的情況。“迅哥兒”千里迢迢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別了二十余年的故鄉，“搬家到我在謀食的異地去”，而且，“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須趕在正月初一以后，永別了熟識的老屋”。時間緊，人手雜，加上“迅哥兒”家里老屋，什物器具也多，連“賣去”“家里所有的木器”都很麻煩，忙不過來的時候也不是沒有，何況還有“賣去了”“收不起錢來”和象楊二嫂一樣只嚷“什么這些破爛木器，讓我拿去罷”的人物，縱然你萬分小心，也不免掛一漏萬，把十多個碗碟埋在灰埋里。或許這是幫手們并不經意的行為，也說不準就是家人的粗心。
總之，它可能只出于偶然。并不存什么特別的理由。
其二，閏土所藏
有人說草木灰里的十多個碗碟就是楊二嫂所說的“是閏土埋著的，他可以在運灰的時候，一齊搬回家去”。論者以為，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閏土少年時代的純潔友好，天真活潑，對未來充滿了好奇心的良好品質，由于“多子，饑荒，苛稅，兵、臣、官，紳”的原因，“苦得他象個木偶人”，他已失去了往日那種純凈的心靈，迫于生計，他不得不謀于斤斤計較，唯利是圖。或許能利用迅哥兒搬家的機會攢幾個碗少幾分開支呢？
但是只要我們統觀全文，似乎這一解釋并不合理。
原因之一，閏土的性格發展沒有這么大的變化
少年閏土是“迅哥兒”家忙月（幫工）的兒子。長輩就有較深的交情，而“迅哥兒”和“閏土”更是知心的朋友，彼此心羨已久的偶象。從“迅哥兒”的眼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長著圓圓胖胖生龍活虎的十一二歲少年的模樣，他熱情，好動，友善，而且十分誠懇，對未來和生活充滿信心。建立在世交和知心以及當時特殊的背景基礎上的迅哥兒和閏土的友誼無不是有一種純樸厚道的美。即使是世事滄桑，經歷了二十多年的變故，“迅哥兒”對閏土的一腔熱誠，閏土對“老爺”的全心敬羨都沒有受到絲毫影響，只是表示方式不同罷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閏土不會為了十多個碗碟而破壞他對人的真誠從而破壞他的人格的完整性。因為即使“冬天沒什么東西了”閏土還會想到把“自家曬在那里的”一點干青豆“送給”“老爺”。其心可佩，其情可感。
原因之二，閏土沒有必要在灰堆里藏上他所需要的東西
閏土在“迅哥兒”和他母親的眼里都是十分近親的人物，他們并沒有把他當外人看待，“母親”忘不了在“迅哥兒”面前提閏土，“迅哥兒”忘不掉心中的交誼的閏土，在搬家中“凡是不必搬走的東西盡可以送給他”，“都已經是計劃好了的，而且當天下午就讓他揀”。看樣子閏土在挑東西時也并不是統而籠之都收羅殆盡，只是“揀了幾件東西”。注意這個“揀”字。說明他并沒有想在“迅哥兒”搬家時大撈一把，只是隨隨便“揀”了幾件可輕可重的東西，他并不是一個貪心的人。他只是把那幾件必要東西選了出來，并沒有想要拿走全部東西的意思。
這里還有一個細節。如果說閏土要碗的話，他盡可以不加思索地提出來，當時就揀好，完全不必藏在灰里。可見完全沒有必要。當然更不必說閏土挑的東西不多，而且比十多個碗碟更有價值。
原因之三，看得出，作者也并沒有在文中諷諭閏土的打算。從整篇小說來看，閏土是一個復雜的人物形象，他既有不能擺脫“多子，饑荒，苛稅，兵、臣、官，紳”等困苦纏繞的一面，更有被作者同情的一面，而后者顯然是文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作者不可能在文把他當作一個反面的人物。
其三，楊二嫂所藏
在灰堆里掏出十多個碗碟是楊二嫂的功勞，但究竟是楊二嫂發現之后表示“不平”，還是楊二嫂本人蕆在灰堆，等待機會就來之時“拾荒”又“栽贓”給閏土，好象也可能。因為，“細腳伶仃”的楊二嫂就貫于順手牽羊，貫于占點小便宜，別說碗碟，就連喂雞的狗氣殺她也是視著珍寶的。難免說，她本人就看上了十多個碗碟，自己埋在灰堆里，看出閏土得了那么多東西，心里氣憤，就“每日必到”尋找機會，假裝從灰堆里掏出，栽到閏土身上。因為灰是閏土的。她這樣大發議論，招搖過市，自己拿了東西，目的是嫁禍于人。
細究起來，其實三種情況都似是而非。看來，有關這些分析臆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理解作者在這里安排這一細節，并且通過楊二嫂的口說出來，又不交待結論的寫作目的何在！
究竟碗是誰埋的？被誰拿走了？怎樣理解這樣的事件？似乎誰也說不清楚，但是有以下幾點卻是肯定的。
第一，作者借以表示他對楊二嫂的貪財，市井小民的勢利，以及她的捕風捉影十分反感。作者并不相信楊二嫂說話的公正與客觀，相反對她那種無事生非，找借口公開或暗地里順手牽羊的小動作給予了強烈的譴責。至于說小說是否牽涉到閏土似乎并不是小說的一個立腳點。也從側面對楊二嫂的不幸以揭露，從而批判了社會對人的推殘。
第二，借此對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和社會的重壓之下，人與人之間彼此不能自保、互不信任、互相傾軋的畸形社會關系加以揭露。
第三，這樁無頭案是作家在生活真實的基礎上進行的藝術再創造。作者把事實巧妙地陳述出來，并不給你確鑿的答案而是任憑讀者根據自身經歷與閱歷進行檢驗與判斷，給人以想象的余地。并給作品增加無限的藝術價值。恐怕這才是作品的真正目的所在。
這種例子數不勝數。比如《變色龍》里奧楚蒽洛夫的新大衣究竟功用在哪里？匈牙利小說家塞斯布隆的《干涸的眼睛》中億萬富翁“不知怎么搞的，染上了一種什么病，究竟什么病，誰也無需去了解。《第二次考試》中“有什么使人感動的東西充溢在地他胸口”。老舍《小麻雀》中的小麻雀最終是死是還活，誰也無從知道。但是誰都可以意會。而這一點正是作品藝術性和藝術價值的高度體現。學習這樣的課文并非要我們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這也是不可能的。相反，我們應在教學中引導學生對此進行分析和理解，培養他們的發散型思維能力，提高整體閱讀和欣賞文學作品的能力，增強他們通過閱讀而提高創造力的意識。真正做到了這一點，創造的語文教學的最高境界也就達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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