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樂府民歌的特色與文學成就

    發布時間:2016-6-20 編輯:互聯網 手機版

        漢代文學的主流是文人創作,文人創作的主流是辭賦。樂府民歌作為民間的創作,

    是非主流的存在。它與文人文學雖有一致的地方,但更多不一致之處。這種非主流的民

    間創作,以其強大的生命力逐漸影響了文人的創作,最終促使詩歌蓬勃興起,取代了辭

    賦對文壇的統治。所以,它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

        現存的漢樂府民歌數量不算多。但是,在到漢為止的中國文學史上,它顯示出特異

    的光彩。下面,我們對其主要的特色與成就,逐一介紹。

        第一,漢樂府民歌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尤其是第一次具體而深入地反映了社會下

    層民眾日常生活的艱難與痛苦。在漢代文人文學中,政論散文、辭賦,都不涉及社會下

    層的生活;《史記》也只記述了社會中下層中某些特殊人物的特殊經歷,如醫師、卜者、

    游俠等。至于漢代以前,只有同為民歌的《詩經》中的《國風》部分,與漢樂府民歌較

    為相近。但是,《國風》雖然也有比較濃厚的生活氣息,它反映社會下層生活的特征并

    不顯著,更沒有具體深入地反映出這種生活的艱難與痛苦之處。《國風》中大量的關于

    婚姻、愛情的詩篇,我們只能說它寫出了包括社會中下層在內的人類生活中一個具有普

    遍性的方面,而無法確定所寫的一定是下層的或“勞動人民”的生活。反映士兵征戰之

    苦與懷鄉之情的詩篇,也只是寫出了下層人民生活的一個比較特殊的方面。只有《豳風

    七月》,反映了奴隸們一年四季的勞作生活,但它又只是概括性的陳述,而不是具體

    深入的描寫,而且也僅有這一篇。因此,漢樂府民歌中的許多詩篇,讀來就有耳目一新

    之感,如《婦病行》:

        婦病連年累歲,傳呼丈人前一言。當言未及得言,不知淚下一何翩翩。“屬累君兩

    三孤子,莫我兒饑且寒!有過慎莫笪笞:行當折搖,思復念之!”亂曰:抱時無衣,襦

    復無里。閉門塞牖,舍孤兒到市。道逢親交,泣坐不能起。從乞求與孤買餌,對交啼泣,

    淚不可止。“我欲不傷悲,不能已!”探懷中錢持授交。入門見孤兒啼,索其母抱。徘

    徊空舍中,“行復爾耳,棄置勿復道!”

        詩中寫一個婦人久病不起,臨終前再三囑咐丈夫要好好養育孩子,不要打罵他們,

    可是她死了以后,孩子們無衣無食。父親到市上去乞討,碰到熟人,同情地給了他幾個

    錢。回到家,見小孩子不懂母親已經死了,還一個勁地哭著要母親抱。這是最普通人的

    最普通的生活,又是充滿苦難與辛酸的生活。這樣的詩,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詩中那

    位母親臨終之際對自己的孩子死不瞑目的牽掛,真可以催人淚下。同樣寫孤兒的,還有

    另一篇《孤兒行》。詩中的孤兒,原是一個富人家的子弟。但父母死后,卻成為兄嫂的

    奴隸。他被迫遠行經商,飽經風霜,歸來后“頭多蟣虱,面目多塵”,也不能稍事休息:

    “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使我早行汲,暮得水來歸”。平日“冬無復襦,夏無

    單衣”,從“三月蠶桑”,到“六月收瓜”,什么都得干。使得這位孤兒發出了“居生

    不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的悲痛呼喊!這實際上也是社會底層人物的生活景象。

        《東門行》寫了一個城市貧民為貧困所迫走向絕路的場面: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拔劍東門去,

    舍中兒母牽衣啼。“他家但愿富貴,賤妾與君共餔糜。上用倉浪天故,下當用此黃口兒!”

    “今非,咄!行!①吾去為遲。白發時下難久居!”    

      ①此處語義費解,漢樂府中常有類似情況。通常標作“今非,咄!行!”似乎可通,

    但作為歌辭,恐怕很難演唱。

     

        無衣無食,又無任何希望的歲月,使得這位男主人公再也不能忍受,寧可鋌而走險。

    女主人公則苦苦解勸,希望丈夫忍受煎熬,不要做違法而危險的事情。這個場面,也是

    非常感人的。

        《艷歌行》寫了遠離家鄉謀生的流浪者生活中一件細瑣的小事,情感不像上述幾篇

    那樣強烈,但同樣浸透了人生的辛酸: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

    賴得賢主人,覽取為吾綻。夫婿從門來,斜柯西北眄。“語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見。”

    石見何累累,遠行不如歸!

        在異鄉為別人家干活的兄弟,有幸遇上一位賢惠的女主人,愿意為他們縫補衣衫,

    她丈夫回來看到了,心懷猜疑地斜視著他們。這使流浪者深感“遠行不如歸”。然則歸

    又如何呢?倘非為生活所迫,也就不會出門了。

        其他如《十五從軍征》寫一個十五從軍、八十始歸的老人,千辛萬苦回到家鄉,卻

    再無親人,只看到累累荒冢;《戰城南》寫戰死的士卒,橫尸戰場,聽任烏鴉啄食。凡

    此種種,都寫出了孤苦無助的人在人間的悲慘遭遇。這種生活事實從來就存在,而且后

    來也長期存在下去。在漢樂府民歌中,它第一次被具體而深入地反映出來,顯示了中國

    文學一個極大的進步,同時,也為后代詩歌提供了一種重要的、內容極其廣泛的題材。

    由于很多詩人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傳統,反映民生疾苦漸漸成為中國詩歌的一種顯著特

    色。

        生活氣息濃厚這一特點,主要表現于上述反映下層人物生活的作品,但也不是僅有

    這一類作品才具備。譬如《隴西行》,贊美一位能于的主婦善于待客和操持家務,也很

    有生活氣息。

        第二,漢樂府民歌奠定了中國古代敘事詩的基礎。中國詩歌一開始,抒情詩就占有

    壓倒的優勢。《詩經》中僅有少數幾篇不成熟的敘事作品,楚辭也以抒情為主。到了漢

    樂府民歌出現,雖不足以改變抒情詩占主流的局面,但卻能夠宣告敘事詩的正式成立。

    現存的漢樂府民歌,約有三分之一為敘事性的作品,這個比例不算低。《漢書藝文志》

    說漢樂府民歌有“緣事而發”的特色,主要當是從這一點來說的。前面所說漢樂府民歌

    的第一個特色,即生活氣息濃厚和深入具體地反映下層民眾日常生活的艱難痛苦,也是

    因為采取了敘事詩的形式。這些敘事性的民歌,大多采用第三人稱,表達人物事件顯得

    自由靈活。在結構方面,也有顯著特點。漢樂府民歌中的敘事詩大都是短篇,這一類作

    品,常常是選取生活中一個典型的片斷來表現,使矛盾集中在一個焦點上,既避免過多

    的交代與鋪陳,又能表現廣闊的社會背景。如前面說到的《東門行》,只是寫了丈夫拔

    劍欲行、妻子苦苦相勸的場面,但詩歌背后的內容卻是很豐富的。《艷歌行》同樣只寫

    了女主人為游子縫衣、男主人倚門斜視的片斷,卻使人聯想到流浪生活的無數艱辛。

    《十五從軍征》在這方面更為突出: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遙看是君家,松柏冢

    累累。”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飯,采葵持作

    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看,淚落沾我衣。

        一面是六十五年的從軍生涯,苦苦思鄉;一面是家中多少天災人禍,親人一一凋零。

    一切不說,只說老人白頭歸來,面對荒涼的庭園房舍和一座座墳墓,人生的苦難,社會

    的黑暗,乃至更多人的同樣遭遇,盡在其中了。這首僅十六句的詩不僅涵量大,而且寫

    得從容舒緩,絕無局促之感。

        中等篇幅的如《陌上桑》,長篇的《孔雀東南飛》,則是另一種寫法。這里有更多

    的描敘,情節的展開和矛盾沖突的起伏,具體的我們放在后面一節再談。

        中國古代的敘事詩,可以說完全是在漢樂府民歌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后代的敘事

    詩,在分類上一般都歸屬于樂府體。許多名篇,直接以“歌”、“行”為名,如唐代白

    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這是表示對樂府民歌傳統的繼承,因為“歌”、“行”

    原來是樂府詩專用的名稱。在寫作手法上,無論短篇和長篇,也都受到漢樂府民歌的影

    響。

        第三,漢樂府民歌表現了激烈而直露的感情。在先秦文學部分我們分析了《詩經》

    的情感表達,指出它的總體的特征,是有所抑制而趨于平和含蘊。古人以“溫柔敦厚”

    四字來概括,并沒有怎么說錯。屈原的作品中,情感是相當激烈的;但作為一個失敗的

    政治人物的抒情,又有其特殊性。漢樂府民歌可以說既接受了楚文化傳統的熏陶,同時

    又在更廣泛的生活方面和更強烈的程度上表現這一特點,無論表現戰爭、表現愛情,乃

    至表現鄉愁,都盡量地釋放情感。敘事詩是如此,抒情詩更是如此。如《戰城南》這樣

    來描述戰爭的慘烈: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為我謂烏:“且為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

    能去子逃?”水聲激激,蒲葦冥冥,梟騎戰斗死,駑馬徘徊鳴……。

        激戰過后的戰場上,尸體橫陳,烏鴉在上空盤旋,準備啄人肉,又想象死者要求烏

    鴉在吃他的肉體之前,先為他嚎叫幾聲。如此描繪戰爭之慘烈,在《詩經》中完全看不

    到蹤影;楚辭中的《國殤》,也有所不及。

        《上邪》是熱戀中的情人對于愛情的誓言: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

    合,乃敢與君絕!

        這首詩寫得很簡單,卻有令人驚心動魄的力量。詩中主人公連用了五種絕不可能出

    現的自然現象,表示愛對方一直要愛到世界的末日。《詩經》中即使最強烈的表達,如

    《唐風葛生》所說的“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后,歸于其居”,比較之下,也顯得

    平靜而理智了。

        對于背叛愛情的人,《有所思》又是毫無留戀,毫無《詩經》中常見的憂傷哀怨,

    而是果斷地憤怒地表示決裂: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瑇瑁等,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雜

    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想思與君絕!

        詩中主人公聽說對方“有他心”,立即把準備送給對方的寶貴的愛情信物折斷摧毀

    并燒成灰,這還不夠,還要“當風揚其灰”,以表示“相思與君絕”!

        《古歌》和《悲歌》抒發鄉愁,又是那樣濃厚沉重,無法排遣。前者如下:

        秋風蕭蕭愁殺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胡地多飆風,

    樹木何修修。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綜上所述,可以說:漢樂府民歌在中國詩歌史上,是一次情感表現的解放。《漢書

    藝文志》說漢樂府民歌是“感于哀樂”之作,便是指這一特色而言吧。對于詩歌的發

    展,這一點同樣是很重要的。后代情感強烈的詩人,常從這里受到啟發。李白的《戰城

    南》,就是對漢樂府民歌的模仿。

        第四,漢樂府民歌中,不少作品表現了對生命短促,人生無常的悲哀。漢代兩首流

    行的喪歌《薤露》和《蒿里》,就是這樣的作品: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

        前一首感嘆生命就像草上的露水很快曬干一樣短暫,卻又不像露水又會重新降落;

    后一首感嘆在死神的催促下,無論賢者、愚者,都不能稍有停留,都成了草中枯骨。應

    當指出,漢代人并不是只在送葬時唱這種歌;平時--甚至在歡聚的場合,也唱它們。

    《后漢書周舉傳》載,外戚梁商在洛水邊大會賓客,極盡歡樂,“及酒闌倡罷,續以

    《薤露》之歌,座中聞者,皆為掩涕”。這似乎常常在提醒自己:樂極生悲,歡盡哀來。

    從中可以感受到漢人普遍的感傷氣質。

        生命的短促,是人類永遠無法克服的事實。出于對美好人生的珍愛,因此而感到悲

    傷,也是自然的感情。而同樣從這種傷感出發,人們又表現出不同的人生態度。《長歌

    行》強調了努力奮發: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

    百川東到海,何日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詩人以朝露易晞、花葉秋落、流水東去不歸來比喻生命的短暫和一去不復返,由此

    詠出了“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的千古絕唱。而面對同樣事實,在《怨歌行》中,

    得出的結論是“當須蕩中情,游心恣所欲”;《西門行》更進一步說:“晝短苦夜長,

    何不秉燭游?”從今天的眼光看,《長歌行)所提倡的,或許更為積極可取。但《怨歌

    行》、《西門行》所提倡的及時享樂,也包含著緊緊抓住隨時可能逝去的生命的意識。

    漢樂府民歌中還有一些游仙詩,也是以一種幻想的方式,來反抗生命短促的事實。漢樂

    府民歌的這一種特色,與同時代的文人詩大體上是一致的,只是民歌中表現得更為強烈

    而直露。到了魏晉南北朝時代,感嘆人生短促,并由此出發尋求各種解脫的途徑,更成

    為文學尤其是詩歌的中心主題,游仙詩也進一步發展。所以,在文學史上,這也是值得

    重視的現象。

        第五,漢樂府民歌表現了生動活潑的想象力。如《枯魚過河泣》中的枯魚(魚干)

    竟然會哭泣懊悔,并會寫信給其他魚類,告誡它們出入當心;《戰城南》中的死者,竟

    會對烏鴉說話,要求烏鴉為他嚎喪;《上邪》所設想的一連串不可能之事,都有“異想

    天開”之妙。它的比喻也常常出人意表。如《古歌》以“腹中車輪轉”喻憂愁循環不息;

    《薤露》以草上之露喻人生之短促;《豫章行》以山中白楊被砍伐運走、與根相離,喻

    人被迫離鄉,等等。這種生動活潑的想象力,是先秦詩歌和漢代文人詩中較少出現的。

    陳本禮《漢詩統箋》評《鐃歌十八曲》說:“其造語之精,用意之奇,有出于《三百》、

    楚騷之外者。奇則異想天開,巧則神工鬼斧。”其實,這也是整個漢樂府民歌的普遍特

    色。這一特色也給后人以一定的啟發。

        第六,漢樂府民歌使用了新的詩型:雜言體和五言體。其整個趨勢,則是整齊的五

    言體越來越占優勢。

        雜言體詩在《詩經》中已有,如《式微》、《伐檀》等篇。但《詩經》中這種詩為

    數甚少,在大量的四言體詩中,顯得很不起眼,而且就是雜言體的詩,句式的變化也較

    小。楚辭中的多數作品,句式也不是整齊劃一的,但總是有些規則,大體上以五、六、

    七言句為主。漢樂府民歌則不然,它的雜言體詩完全是自由靈活的,愛怎么寫就怎么寫,

    一篇之中從一二字到十來字的都有。應該說,民歌的作者,只是按照內容的需要寫詩,

    并不是有意要寫成這樣,也就是說,并不是有意要創造一種新的詩型。但它的雜言形式,

    確實有一種特殊的美感,和藝術表現上的靈活生動之便。所以到了鮑照等詩人,就開始

    有意識地使用樂府的雜言體,以追求一定的效果;到了李白手中、更把雜言體的妙處發

    揮到極致。于是,雜言也就成為中國古詩的一種常見類型。

        西漢的樂府民歌中,《鐃歌十八曲》全都是雜言,《江南》則是整齊的五言。另外,

    像《十五從軍征》等也有人認為是西漢作品。但不管怎樣說,到了東漢以后,樂府民歌

    中整齊的五言詩越來越多,藝術上也越來越提高,是沒有疑問的。這個過程,大概是同

    漢代文人詩相互影響、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在東漢中后期,文人的五言詩也日趨興盛。

    而且,一般所說的“民歌”,尤其是上述語言技巧相當高的“民歌”,也難以排斥經過

    文人修飾甚或出于文人之手的可能。在漢代樂府民歌中和文人創作中孕育成熟的五言詩

    體,此后成為魏晉南北朝詩歌最主要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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