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 p;眾說紛紜的《論語》可靠性當然要比用玄學、佛學、理學、心學、“舊本”去注釋多一些。但為尊孔、為孔子辯護、為孔子隱諱，卻是各時代各學派絕大多數學者的共同缺點。只要以孔子為唯一無二的“大圣人”，就無法避免這個大毛病了。
《論語》一書的注釋著兒，既然多到訟人無法全讀，實在也沒有全讀的必要。因為大體說來，漢清考據學者注釋的是一種，魏亞玄學家與歷代佛學家注釋的是另一種，而宋明理學家注釋的又是一種。他們的注釋各帶有各時代的濃厚色彩。不僅如此，即在同一時代，而學派不同，對《論語》字句的理解也會不相同。例如漢代經學有今文，古文兩派；清代經學先有吳、皖兩派，繼有今文古文兩派；宋明理學有程朱唯理、陸王唯心兩派；直到近代，也還有尊孔、反孔兩。自己接近于哪一派，就會以孔子為傀儡而各為本派的觀點作宣傳。我早在三十年代初就聽見程朱派學者黃建中說：“朱熹一生研究《論語》，其注釋都是自己躬行實踐體會出來的，所以他高于其他時代儒者的注釋。”殊不知從某一方面來說，《論語》全書都沒有“理”字，朱熹這位理學家就硬把“理”字塞入《論語》，而使《論語》理學化，利用注釋《論語》來為私貨“理學”作大宣傳了。喧難道真是客觀地為《論語》作注釋的么？直到七十年代，錢穆的《孔子與論語》仍在大捧道：“兩千年來，中國學人對此書之解釋發揮，……不下四五百部，其中惟南宋理學大儒家朱熹之注，最得《論語》之精義。同樣不足信。魏晉學者的私貨是玄學，其注釋《論語》也就不免玄學化了。漢儒也有極其煩瑣與神怪的失處。許多佛教家或儒佛各一者，又往往用佛學觀點解釋儒家觀點，以致令人看不出儒佛的不同。最不好的一個注釋本，我認為首推康有為的《論語注》，他把孔子《論語》拼命美化為西文資本主義的民權書。最主觀任意地抹殺任何證據。他的自由改動古書比秦始皇的焚書并不見得好些。例如，他對孔子說的“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的“女子”改為“豎子”而說：“女子本又作豎子，今從之。”表示孔子尊重女權，并非把“女子”等同于“小人”。他又把孔子說的“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康有為真不失為亂改古書原文的最大騙子。所以古來的注釋，也是可信與不足信都有的。我們對各派都應當抱著“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態度。如果定要加以比較，那么清儒用訓詁、考據去注釋古書，“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兩個“不”字刪掉而說：“今本有‘不’字衍，據舊本改定。”表示孔子主張君、臣、人民平等，反對君主專制。他所說的“據舊本改定”，全是自欺欺人的。康有為真不失為“托舊改定”，校勘學被他作為傀儡，可以任意無中生為了！《論語》原文或是“莫比”二字。
楊伯峻說：“《論語》的詞句，也幾乎每一章節都有兩三種的以至于十幾種不同的講解，一方面，是由于古今人物引用《論語》者‘斷章取義’的結果，……另一方面，更有許多是由于解釋《論語》者‘立意求高’的結果……。”但如更認真地說：為什么要“斷章取義”？為什么要“立意求高”？這也仍然和上面論述為尊孔、為美化孔子、為孔子辯護、為孔子隱諱有密切關系。例如《論語》“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本來很好懂。可是在尊信孔子者看來，覺得有損孔子的偉大，因此，就改讀為“傷人乎不”，“不”字作“否”字解，這便解釋為孔子先問“傷人沒有”，然后“問馬”。有的改讀為：“傷人乎”？“不”。“問馬”。就是說，“馬廄起火，問傷了人沒有？回答他沒有，于是他又問馬”。有的改“不”字為“休”字，說是首先問傷人，而休一下就問馬了。（我兒時私塾先生是這樣教的）還有其他解釋，詳見《集釋》。經過這類解釋之后，孔子的重人不重物，就變成對人與物都重了。又如《論誤》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人讀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經過這類解釋之后，孔子的愚民政策，就變成民主思想了。《論語》說孔子“食不厭精，膾不厭經”，清劉寶楠把“厭”解釋為“極”，錢穆也說：“不厭，不飽食也”。經過這類解釋之后，孔子的奢侈就變成節儉了。崔述對孔子把女子與小人相提并論加以否認而說此章屬于篡亂者，不能據為典要。鄺玉葵更反而說：“孔子乃尊重女權者，《五經》中隨處可見。又以此“女子”是指婢仆，不是指一般婦女婢仆就不是“女子”，就不是“人”，這還不是大男子的片面立場么？經過這類否認與反解之后，孔子的男權就變成女權了。錢穆認為《論語》“孔子曰‘我久矣不復夢見周公’，周公即相權之代表。”“儒家思想重臣不重君，與其謂之導獎君權，無寧謂之提倡臣權。儒家思想之在政治，乃臣學，非君學也。”，經過這類解釋之后，孔子的提倡君權就變成提倡臣權了。錢穆不知道進步時期的嚴復早已得出與他相反的結論，嚴復說：“天子之一身，兼憲法、國家、王者三大物”。“東方之臣民，世隆則為父子，世污則為主奴，君有權而民無權者也。這才是孔子主張君權的傳統影響與科學解釋。
崔述所著的《洙泗考信錄》等于一部孔子傳記。他是舊疑古派，為新疑古派的顧頡剛等所尊崇。但二者究竟有不同，舊疑古派雖疑古，卻不敢疑孔疑經，新疑古派才敢于疑孔疑經。所以崔述的疑古是很有限的，因此，不免主觀片面，也仍然是帶了尊孔的色彩的。
以上說的多是屬于因尊孔子而美化孔子的幾個例證。
除了在主觀上的美化孔子一派以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客觀上的考據問題。例如，《論語述而》載：“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因為舊說《周易》的《易》有易簡、變易、不易三種意義，也有兩種讀音。陸德明在《經典釋文》中的的《周易音義》說“易，盈隻反”。孔穎達的《周易正義》說“作難易之音”。他們都是把《周易》的“易”讀作“易簡”的“易”，陸德明在《論語》“學易”兩個字下面加注音：“如字，如《魯論》讀‘易’為‘亦’，今從古。”馮友蘭解釋道：“陸德明的《音義》只說明當時‘易’字有兩種讀音，并不是說在《魯論語》本子上，‘易’字是‘亦’字。如果是那種情況，陸德明就應該說，《魯論》‘易’作‘亦’，不應加一‘讀’字。”馮友蘭是參看《偽書通考》的。（《中國哲學史史料初稿》）我同意這種說明。可是有些人都說：《魯論語》“易”字作“亦”字，應讀作“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無大過矣”，從而斷定《論語》沒有講到《周易》，孔子沒有學過《周易》，證明孔子以前沒有《周易》。劉汝霖早就說：“以余考之，《彖》《象》《文言》等，皆出于孔子之后”，“以‘易’乃‘亦’字之誤”。（《周秦諸子考》不知“《彖》《象》《文言》等，皆出于孔子之后”與“以‘易’乃‘亦’之誤”是兩回事，不是一回事，不能用“《彖》《象》《文言》等，皆出于孔子之后”，證明“以‘易’乃‘亦’之誤”，孔子沒有五十以學《易》的話。這種考證是不夠嚴肅的。
馮友蘭等所說，是孔子學《易》的第一個證明。《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周易》，可以無大過矣。”這是說孔子到五十歲，更加喜《易》而讀《易》了，而不說孔子到五十才開始學《易》。這是第二個證明。《論語子路》說：“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這里引的就是《易恒》九三的爻辭。顧炎武《日知錄》也有《孔子論易》條可參看。這是第三個證明。如果把《論語》的話讀作“五十以學，亦可無大過矣”，不但孔子不會到五十歲才學，而且也未免欠通。 馮友蘭等所說，是孔子學《易》的第一個證明。《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周易》，可以無大過矣。”這是說孔子到五十歲，更加喜《易》而讀《易》了，而不說孔子到五十才開始學《易》。這是第二個證明。《論語子路》說：“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這里引的就是《易恒》九三的爻辭。顧炎武《日知錄》也有《孔子論易》條可參看。這是第三個證明。如小犢鬃勇垡住誹蹩剎慰礎Ｕ饈塹諶個證明。如果把《論語》的話讀作“五十以學，亦可無大過矣”，不但孔子不會到五十歲才學，而且也未免欠通?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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